一旦蒂利在战场上取得优势,要攻克普法尔茨地区的堡垒就只是时间问题了。海德堡于9月16日投降。11月8日,韦雷发现曼海姆已无法坚守。只有弗兰肯塔尔坚持了数月之久,之后也被移交给了西班牙人。
詹姆斯仍然希望和平能够实现,尽管布鲁塞尔会议已在9月破裂。与此同时,费迪南德和马克西米利安正在朝着他们早已预见的结局前进;11月,各诸侯被召集到雷根斯堡,同意将选帝侯之位让予巴伐利亚公爵。
新教徒方面不可能进行宪法上的反对。除了各诸侯中多数人反对他们之外,由于腓特烈被排除在外,选帝侯们中也出现了反对他们的多数派。而当2月13日这一决定被正式宣布后,这种反对势力变得更加坚定了。
马克西米利安将被任命为终身选帝侯。如果腓特烈的亲属中有谁声称该选帝侯之位应传给他们,他们的诉求将会被听取;如果他们的理由成立,那么在马克西米利安去世后,他们就能得到应得的东西。如果在此期间,腓特烈选择谦卑地请求宽恕,并放弃对选帝侯职位的宣称,皇帝会认真考虑他归还领地的请求。面对这一切,西班牙大使提出了抗议;但显然,这一抗议并不打算付诸行动。
现在,和平与战争的问题主要取决于北德的新教徒们。大家都相信,只要他们能制定出一个统一的行动计划,并全力以赴去实施它,就能对争议焦点产生巨大的影响力。然而不幸的是,要实现这种行动上的统一几乎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在过去几年里,约翰·乔治一直受到各种事件的不断影响而左右为难。普法尔茨地区的被占领动摇了他对皇帝的忠诚;而达姆施塔特侯爵被绑架的事件又让他受到了另方面的冲击。
同年晚些时候,有消息称已经找到了将路德教神职人员驱逐出波希米亚的借口,这让他极为愤怒。而选帝侯职位的转移更让他的怒火中烧——因为这样一来,新选帝侯院中的新教徒比例变得极低,几乎处于毫无希望的少数地位。
不过,向皇帝宣战、破坏尚存的和平保障机制的想法让约翰·乔治十分反感。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他是不愿发动战争的。他更希望召开一次正式会议,以便能有机会阐述自己的观点。但如果这些观点遭到强烈反对,他几乎不会拔剑来捍卫它们。
如果北德人唯一需要担心的危险只是蒂利的军队进军的话,那么这场战争很可能会就此结束。费迪南德和马克西米利安无疑会遵守米尔豪森协议,而北方各邦君们也很难有足够的决心去为收复普法尔茨而备战。然而,新的危险出现了。当腓特烈在七月解雇曼斯菲尔德和克里斯蒂安时,他们并没有放下武器。他们非但不愿为和平做出牺牲,反而愿意为战争的继续付出一切代价。
没过多久,这些冒险者们就不得不离开阿尔萨斯。他们吃光了当地所有可食用的食物,而且敌人也在追捕他们的踪迹。于是他们进入洛林地区,在那片肥沃的土地上安顿下来,就像一群蝗虫一般。
但接下来他们该往何处去呢?法国政府急忙派遣援军来保卫边境。这条路对他们来说已经封闭了。而克里斯蒂安的军队正处于叛乱状态,他试图带领士兵们前往下莱茵地区,但最终徒劳无功。就在领导人们不知所措之际,他们收到了荷兰共和国的邀请:让他们为荷兰服务三个月。
自1621年战争重新爆发以来,荷兰人的处境一直不甚理想。他们在尤利尔斯的驻军在冬季向斯皮诺拉投降了,而这位强大的西班牙指挥官此刻正围攻贝亨奥普佐姆,眼看就要攻下这座城市。
为了解救该城,曼斯菲尔德不得不率军穿越西班牙尼德兰地区。8月28日,他在前往弗勒鲁斯的途中遇到了科尔多瓦军团——这支军队曾在去年阻碍过他的行动。更糟糕的是,他手下的两个团发生了兵变,要求获得军饷才能继续作战。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曼斯菲尔德展现出了他最出色的指挥能力。
他是个冷静勇敢、足智多谋的人。他骑马走到叛变者面前,恳请他们至少装作要战斗的样子。随后,他率领其余部队向敌人发起冲锋。克里斯蒂安也率领骑兵奋勇支援,尽管左臂中弹仍坚持作战。他的三匹战马都被击毙。双方都遭受了巨大损失,但曼斯菲尔德达到了目的,得以安全地继续前进。
克里斯蒂安的胳膊被截肢了。他命令在号角声中实施截肢手术。“剩下的这只手,”他说,“足以让我的敌人忙得不可开交。”他用从西班牙人那里夺来的银子铸造货币,并在上面刻上“Altera restat”。
贝亨-奥普-佐姆得以保全。斯皮诺拉解除了围城。但曼斯菲尔德随心所欲的行事方式与荷兰军队的严格纪律格格不入。曾经与他共事过的人都很高兴能摆脱他。11月,他被撤职,随后前往明斯特教区寻求新的机会。然而那里的敌军势力过于强大,于是他转而前往东弗里斯兰。那是一片土地肥沃、易于设防的地方,但却毫无防御能力。他在那里安顿下来,一直待到从当地居民那里榨取的钱财和物资耗尽为止。
这又是一个新的引发争议的问题,也再次要求皇帝出面干预——如果他真的要被视为帝国和平的维护者的话。但蒂利向东弗里斯兰的敌军进军并非单纯的军事行动。许多北方诸侯怀疑,一支获胜的天主教军队是否会遵守米尔豪森协议的内容。
不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自然立刻附和了这种疑虑。因为,不管其他方面如何存疑,有一点是肯定的:哈尔伯施塔特教区已不再受该协议的保障。无论是联盟还是皇帝,都没有向那些不再效忠于皇帝的统治者们做出任何承诺。显然,克里斯蒂安从未表现出丝毫的忠诚之心。
一方是克里斯蒂安,他向那些可怜的诸侯们保证,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他们保卫主教辖区和新教的职责显而易见。另一方是蒂利,他也同样宣称中立不可行,但认为他们的职责就是为皇帝对抗曼斯菲尔德及其麾下的强盗军队。诸侯们觉得这一切都十分棘手。要是战争能朝着别的方向发展,或者蒂利和克里斯蒂安能互相消灭对方,让他们不必再面对这些棘手的难题,那该多好啊!
但这个问题无法轻易解决。哈尔伯施塔特属于下萨克森联盟的成员,该联盟是由多个邦国和城市组成的联合体,各成员有法律义务共同防御。因此,下萨克森联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南面有天主教军队不断逼近,而北面则面临着曼斯菲尔德从东弗里斯兰出兵、企图占领威悉河沿岸地区的威胁。
2月份,该联盟决定征兵备战。但这些准备措施更多是针对曼斯菲尔德,而非蒂利。只要皇帝能在主教辖区问题上做出让步,他就能拥有比下萨克森诸侯更忠诚的附庸。但在斐迪南看来,承认超出米尔豪森协议所规定的范围意味着自己要为别人的罪行负责,也等于认可了掠夺行为可以成为合法占有依据的观点。
几乎不可避免地,这个集团进一步卷入了反对皇帝的行列。克里斯蒂安的弟弟弗雷德里克·乌尔里希是当时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公国的统治者,但他软弱无能,行事多受母亲的影响。为了保护自己宠爱的儿子克里斯蒂安免遭灭顶之灾,公爵夫人说服丈夫允许其弟在自己的领地上避难。只要他将军队带到那里,他和士兵们就能为这位守法且值得尊敬的公爵效力,同时也有时间与皇帝和解。
克里斯蒂安立即接受了这一提议,并开始与费迪南德进行谈判。但他从未真正想过要放弃自己的冒险生涯。那些渴望出人头地的年轻王子们纷纷召集军队,聚集在他的旗帜下。每周,他的追随者数量都在增加。最终,周边各国再也无法忍受了。该组织的领导人明确要求他离开。
他指责他们软弱无能,竟然放弃福音事业,随后带着部队前往荷兰尼德兰地区,而蒂利则紧随其后。8月6日,他在距离边境仅几小时路程的施塔特隆被追上。如果他能越过边境,就能获得安全。但他匆忙招募来的士兵根本无法与蒂利的精锐部队抗衡。2万人中只有6千人成功越过了边境。
尽管克里斯蒂安战败了,但这一结果并未解决任何问题。曼斯菲尔德仍然驻扎在东弗里斯兰。下萨克森的诸侯们依然对主教职位心怀忧虑。即便《米尔豪森协议》得到严格遵守,又怎能确保这些主教职位不会通过武力被夺走呢?那些主教之所以能掌管教区,只是因为他们是由教会会议选举产生的;只要能在下一次选举中让天主教徒占多数,那么下一任主教肯定会是天主教徒。新教多数派常常通过合法性存疑的手段来维持其权力,皇帝完全有理由质疑这些手段的合法性。甚至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严格的法律规定会让原本占多数的新教徒变成少数派。
早在4月18日,奥斯纳布吕克的教会会议就选出了一名天主教徒来接替新教主教的位置,这或许与附近有天主教军队驻扎不无关系。不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确信自己无法继续担任主教一职,因此已正式递交了辞呈。
通过一些手段,哈尔伯施塔特的主教团很有可能会效仿奥斯纳布吕克的做法。当然,这些主教职位的争夺也存在着一些卑鄙龌龊的一面。可以说,这不过是少数贵族寄生虫们的利益之争——他们不用付出努力就能享受前任主教的特权。
但这种看法显然过于片面了。这些主教管区遍布北德各地,若将其归还,无异于让皇帝及其军队占据控制整个北方的有利据点。只要看看地图就能明白:一旦这些主教管区落入同盟军之手,甚至可能被西班牙国王的军队占领,各诸侯国的独立就将不复存在。
必须永远记住:在当时情况下,诸侯国的独立与新教的独立是密不可分的。如果费迪南德和马克西米利安得逞的话,德国新教只能勉强生存下去;无论他们和耶稣会士怎么说,德国新教尽管有种种缺陷,但其信仰本质过于崇高,绝不可能仅靠勉强维持而存在。
下萨克森地区的诸侯们有足够的力量保持中立吗?他们派遣使者去见皇帝,请求皇帝按照他们的意愿解决主教职位的分配问题,并向约翰·乔治寻求支持。皇帝回应称自己不会违背米尔豪森协议。
约翰·乔治给了他们一些有益的建议,但仅此而已。更糟糕的是,他们内部也存在着分歧。各诸侯和城市虽然同意出兵共同防御,但实际上都竭力逃避自己的责任:派出的士兵人数极少,而用于支援军队的资金也迟迟未能到位。
一如既往,那些没有得到报酬的士兵,对她们本应保卫的国家造成的威胁,比敌人还要大。各方最终认为,让军队回国比继续让他们保持武装状态更为明智。新年初时,下萨克森州已毫无防御之力,成了第一个伸手夺取它的人的猎物。
这是个老问题了。当帝国、议会和教会都掌握在些野心家手中时,就再也没有什么能提醒人们自己作为一个伟大国家公民的责任了。就连“成为某个团体的一员”这种想法也显得过于崇高而无法被认真考虑。各城市试图将防御的重任推给诸侯,而诸侯则又将责任推回给城市。一场即将吞噬一切的危机正在迅速逼近。
1624年春天,局势暂时有所缓和。曼斯菲尔德在洗劫了东弗里斯兰后撤回了荷兰。此时唯一仍在作战的军队就是同盟军的部队。如果德国是大西洋中的一座孤岛,既不对其他强国施加影响也不受其制约的话,那么这些军队的持续战斗行为就可以证明:尽管皇帝和同盟国宣称自己只希望获得和平保障,但实际上他们仍想进一步扩大自己的优势。
但德国并非孤岛。它周围有许多利益冲突的强国,而这些国家都从德国的分裂中找到了实现自身目标的契机。事实上,斐迪南的实力刚好足以引发邻国的嫉妒,却又不足以构成抵御他们进攻的坚实屏障。他赢得了法律与军事上的优势,了所有反抗力量,也让那些惧怕无政府状态的人感到恐惧。
但他未能触动人们的心灵深处。他让人们将外国入侵可能带来的危害与皇帝的成功相比较,从而将其视为一种可以权衡的因素。虽然他自称代表德国发言,但实际上,德国有一半以上地区在这场斗争中保持中立,甚至持反对态度。
最终,英格兰也显露出备战迹象。查尔斯王子曾前往马德里,希望迎娶一位西班牙新娘,并为他的妹夫夺回普法尔茨领地。但他空手而归,夺回普法尔茨的希望依然渺茫。
他了解到西班牙的计划:让腓特烈的孩子们在维也纳接受教育,表面上保证他们能坚守父亲的信仰,但实际上这种做法几乎注定无法实现。于是他满腔怒火地回到国内,决心说服父亲拿起武器。1624年春天,英格兰与西班牙之间的所有谈判都终止了,议会开始与国王商讨夺回普法尔茨的最佳方案。
在英国下议院中,人们对德国事务知之甚少。皇帝与同盟国的进展太过迅速,人们还来不及完全理解其全貌。那些记得腓力二世时代的人倾向于高估西班牙的实力,而低估皇帝的力量。因此,他们认为只需从海上进攻西班牙,并派遣几千名士兵支援荷兰共和国即可。
詹姆斯即便行事不够果断,至少也明白其中的利害。他认为,帝国的势力在德国已根深蒂固,除非有强大的欧洲联盟联合起来,否则帝国不会轻易垮台。下议院的人士对此望而却步:在欧洲大陆发动战争代价高昂,况且他们的愤怒是针对干涉其内政的西班牙,而非对从未插手英国政治的皇帝。他们最多只能接受国王的承诺:他会与其他国家进行谈判,并在冬季将谈判结果告知他们。
詹姆斯首先向法国提出了请求。他清楚地认识到,一旦德国的冲突演变成欧洲战争,胜负的关键就掌握在法国政府手中。在那个国家,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各种截然相反的思想都在争夺主导地位。
那些在16世纪就被英国抛弃的旧观念,与那些要等到18世纪才可能在英国被接受的新思想相互对立。与英国和德国一样,法国当时面临的课题也是:如何在不破坏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实现宗教宽容。在英格兰,这种民族团结如此牢固,以至于国内没有任何政党愿意承认应该给予宗教宽容。
但正因如此,这个问题比在法国或德国有更大的解决可能性。一旦全国人民面对这一难题,人们就不会纠结于诺森伯兰应奉行哪种宗教、康沃尔又该采用何种宗教,而是会思考怎样的宗教自由程度才最适合整个英格兰的民众。而在德国则不然,那里唯一的问题就是如何在两种宗教之间划定地理边界。无论是那些希望增强诸侯权力的人,还是那些希望加强皇帝权威的人,都无法超越地域与地理划分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法国也处于同样的状况。《南特敕令》承认了法国境内数百个贵族领地以及某些城市为可以自由传播改革后宗教教义的地区。
但在法国,尽管国家统一的理想远不如英格兰强烈,却仍比德国强得多。为了保障新教徒——在法国被称为胡格诺派的人们的安全,他们被允许自行驻军,并拒绝皇家军队的进入。这样,他们在法国境内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的小共和国,几乎不受王权控制。
这种状况不可能持续下去。推崇君主制所体现的理念是国家的统一,而维持这些特权的做法则会导致国家的分裂。自从年轻的路易十三长大到可以积极参与国家事务之后,他就一直努力将自己的权威确立于王国的各个角落。
君主制的至高无上与伟大是他始终秉持的理念。他的智力并不出众,也不太可能提出卓越的政治构想或将其成功付诸实施。但他能够识别人才,对于那些能够完成他所期望之事的人,他会毫无保留地给予信任——即便他自己并不清楚该如何去做这件事。
在他统治的最初几年里,一切似乎都乱套了。随着父亲的严厉管控消失,一些贵族又重新恢复了半独立的状态,而另一些则为了获得丰厚的俸禄和高级官职而屈服于王权之下。路易暂时不得不接受这种局面。但胡格诺派城镇所享有的特权激起了他的愤怒。不久之后,他便向这些城镇宣战,决心让它们重新服从王权。
这一切都预示着法国的未来将与德国的未来如出一辙。有太多迹象表明,国王在城镇中确立权威之后,便会强行推行自己的宗教信仰。宫廷中有许多势力出于偏执的不宽容态度,强烈反对任何体谅胡格诺派的做法,而这种呼声也在国王心中产生了共鸣。因为他本人就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没有什么比看到自己的军事胜利与自己所属教会的胜利同时实现更让他高兴的了。
如果路易不是费迪南德那样的人,那并非因为他更高贵或更优秀,而是因为他能预见到来自多方面的危险。当德国的动乱刚刚爆发时,法国站在皇帝一方施加影响。法国使者参与了乌尔姆条约前的谈判,并竭尽全力确保马克西米利安能够顺利进军波希米亚。
但到了1622年,普法尔茨地区的征服让法国国王产生了别的想法。与几个胡格诺派城镇相比,奥地利王室两个分支的联合更有可能严重削弱他的君主权威。多年来,西班牙不仅在比利牛斯山脉之外建立了据点,还在那不勒斯、米兰、弗朗什-孔泰和尼德兰等地拥有势力。
现在,弗兰肯塔尔和西帕拉茨地区都有西班牙军队驻扎,而在这支军队的背后,那个曾经强大的帝国正在重新崛起,逐渐显现出其力量,成为未来不可小觑的强国。因此,1622年,路易与国内的胡格诺派达成了和解。1623年,他又向曼斯菲尔德提供了一些援助。1624年,他召来黎塞留参与决策。
如果认为这位突然被推举为法国政府首脑的冷静而富有远见的红衣主教从一开始就能随心所欲地行事,那将是个错误。他必须考虑到宫廷和全国民众情绪的起伏变化,以及路易本人情绪的波动。路易心中仍然怀有消灭胡格诺派、在国内确立绝对统治权的旧有愿望,同时也有摆脱奥地利家族在国外势力的新诉求。里什利乌的任务就是指导他如何实现这两大目标:如何在叛乱的同时保障宗教自由;如何通过让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自愿服从他的统治,从而让他在国内受到尊敬的同时,在国外也能令对手敬畏。
黎塞留的最初想法并不完全成功。他鼓励路易继续推进已开始的关于其妹妹与威尔士亲王联姻的谈判。但无论是出于路易本人的意愿还是黎塞留的安排,这场婚姻都附加了有关英格兰天主教徒宗教自由的条件。然而,后来查理一世即位后,他既不愿也无法履行这些条件。因此,这些条件成了两国之间矛盾的根源,最终导致了战争的爆发。
其他引发争执的原因也不少。詹姆斯和他的儿子希望法国能与他们联手,共同致力于收复普法尔茨地区。
但路易和黎塞留拒绝同意这一提议。路易以自己身为天主教徒而自豪,因此不愿与那些公开捍卫天主教事业的势力开战。不过,他也是法国的国王,所以虽然他毫不犹豫地拨款支持那些为新教事业而战的军队,但他还是选择通过拒绝加入联盟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良知。他同意向荷兰提供大量资助,并与英格兰国王联手策划一场军事行动:由曼斯菲尔德率领军队穿越法国进入阿尔萨斯,企图攻占普法尔茨地区。
与此同时,他也准备在意大利发动战争。西班牙人已占领了瓦尔泰利纳山谷,而这条山谷是西班牙在意大利的领地与德国境内奥地利领土之间唯一的可靠军事通道。年底前,法军便进入了该山谷,轻松地将西班牙人赶了出去。
另一方面,曼斯菲尔德的远征军根本没能抵达阿尔萨斯。在这些军队从英格兰出发之前,黎塞留就找了个借口改变了他们的行进路线。斯皮诺拉当时正在围攻布雷达,荷兰人迫切希望设法解救这座城市,就像1622年伯根-奥普-佐姆被围困时他们所做的那样。法国人认为,曼斯菲尔德在布雷达的作用会远远大于在阿尔萨斯。无论如何,他们现在明确拒绝让他通过法国领土。
詹姆斯抱怨连连,但毫无用处。经过长时间拖延后,曼斯菲尔德终于获准启程前往荷兰海岸,但他被严令不得靠近布雷达,必须直接前往普法尔茨地区。
他率领着12,000名英国步兵,还有不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指挥的2,000名法国骑兵随行。然而这次远征毫无成效。詹姆斯同意了儿子婚约中附加的条件,但这些条件他不敢在下议院讨论,因此议会也无法召开。由于没有议会的支持,国库几乎空虚,詹姆斯无法为曼斯菲尔德的军队提供军饷。
这些可怜的士兵们几周前才被征召入伍,毫无军事经验可言。登陆后,他们在严寒中陷入一无所有的境地。不久之后,他们就像冬天的苍蝇一样纷纷死去。最终获准提供的支援也未能阻止布雷达的陷落,而幸存下来的士兵数量太少,根本无法越过边境进入德国。
黎塞留原本希望以比1624年更大规模的行动来标志1625年。他与威尼斯和萨伏伊结盟,控制了瓦尔泰利纳地区,法国军队还将协助萨伏伊公爵夺取与西班牙关系密切的热那亚城。此外,人们还讨论着将西班牙人赶出米兰公国的事宜,黎塞留甚至希望介入德国事务,不过对此尚未做出最终决定。就在他满心筹划之际,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国内的统治并不稳固。
1622年与胡格诺派签订的和平协议并未得到妥善遵守:王室官员侵占他们的土地,也违背了条约条款。突然间,拥有自己舰队的强大胡格诺派贵族苏比斯袭击了停泊在布列塔尼地区布拉韦特的一些国王的船只,并将它们据为己有。他随后驶往罗谢尔,说服这座重要的商业城市与他合作,共同公开反抗国王的权威。
如果黎塞留真的打算参与德意志战争,那无疑是个令人犹豫的理由。他巧妙地利用了英格兰和荷兰对法国结盟的期望,从两国借来了战舰。到了秋天之前,苏比斯被迫逃往英格兰避难。不过,罗谢尔以及陆上的胡格诺派势力仍未被征服,因此费迪南德暂时不必担心法国会大规模介入德意志战争。
黎塞留是否能在适当时机重新推进他的计划,首先取决于他能否成功叛乱;但同样重要的,是他能否在形势有利时充分利用这场胜利。一个宽容的法国或许能拥有获胜的希望。而一个由征服者与被征服者构成的法国,其中各方都将对方视为需要的恶人而非可以商量的犯错兄弟,这样的国家在欧洲政治中的分量必然很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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